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时间:2018-08-03 14:00 来源:亚洲城唯一官网

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生态园办公室主任朱越说,现在这1200多名工人全部实现了“绿色转身”。  “长远来看,种树一定比挖煤挣钱。”赵建铭态度坚定。侯吉权也算了一笔账,“按掘进面8.4平方米计算,每向前掘进一米,挖的煤价值4700元左右;这个平面面积在地上种树,可以种8棵小树苗,成本每棵10元,2012年种下到现在价值近2400元了,并且还可以循环种。

  壮大实体经济,引流金融活水。省政府金融办表示,将深入实施上市后备企业“金种子”“银种子”计划,完善企业上市“绿色通道”服务,支持各类企业利用企业债、绿色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融资,不断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支持银行机构适度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利用信用信息数据库,搭建统一、权威、公正的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表示,将推动各银行分支机构积极向上争取信贷资源,推动信贷资源更多流入制造业领域,通过应收账款融资等举措促进解决企业贷款抵押品不足问题。交通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动脉血管”。专访美国汉学家罗斌(中):我为何喜欢研究“边缘”历史 }

    沈阳日报、沈报融媒记者于海  记者7月18日了解到,近日,《沈阳市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沈阳市将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探索智慧商店、无人商店等新业态模式。  《方案》提出,到2020年,沈阳要培育一批供应链核心企业、服务企业、终端企业在内的供应链骨干企业,包括1-2家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企业,3家左右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供应链企业;建成1-2家模式先进、辐射面广、协同性强的供应链平台。  在农业领域,支持建设农产品交易平台,集成农产品信息发布、生产加工、交易撮合、冷链仓储、物流配送等功能。

  截至2017年12月底,工商登记的全省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企业户数达43028户,同比增长%,长株潭占全省总量的56%。2017年新注册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企业户数11753户,长株潭占全省总量的60%。据湖南省经信委发布《2017年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年度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全省纳入统计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达845亿元,同比增长43%,其中长沙市达750亿元,占全省88%。

    越秀区一栋总部大厦的税收已超过辖区内371个专业市场的税收总和,而类似获得总部基地称号的大厦在越秀有6栋。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陈超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认为,省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围绕中心任务,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三转”,忠诚履行职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钉钉子精神正风肃纪,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决扭转监督执纪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局面,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省第九次党代会,事关未来五年全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大局,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记者王昊通讯员王薇)(责编:高丽、乐意)原标题:2017东莞迎春花市将设东城分会场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7东莞迎春花市媒体见面会上获悉,今年东莞迎春花市将增加东城分会场,与南城主会场“双城联动”,除鲜花年桔展销以外,还安排诸如文艺表演、美食节等精彩活动,给市民带来全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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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巨花魔芋在开始盛开后的24小时内会散发最强烈的恶臭味,将从第36个小时左右起逐渐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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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规定,乘客可以免费带领一名身高米及以下的儿童乘车。

  以快递小哥为例,早在2015年,快递员已被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但在对快递小哥的权益保护上,仍进展缓慢。

  事实上,人民的分量越来越重,也是今年两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部长通道到代表委员通道,本次两会实现了通道全覆盖;本次两会代表委员比例中,领导干部比例下降而基层民众比例增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民意可以便捷地参与两会……所有这些新变,均展现出一个让人欣喜的局面。说到底,为政者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惟有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无限接近美好的愿景。

民之所望,政之所想,这也表明总理的话切中了民众情绪、回应了民众关切。而当各类话语同在一个舆论场互动、发酵,并相互激发时,就会果如总理所言,集众智汇众力,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

  然而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受地膜成本增加影响,大多数农民更倾向于用旧地膜。  内蒙古富康荣盛管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富康公司)总经理康效益告诉半月谈记者,该公司地膜年生产能力超过3000吨,目前仅售出了100多吨新国标地膜。  王志强说,每卷10公斤的地膜110元左右,旧国标膜能铺地四五亩,而同样重量的新国标膜只能铺两三亩地,大家肯定喜欢花同样的钱、铺更多的地。  张志诚说,地膜支出占种地成本1/4,使用新国标膜亩均多支出二三十元。尽管大家知道旧国标膜的危害,但面对眼前实际的经济账,还是会选择用旧国标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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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期间气温高有大风,各地要做好防火工作,后期气温下降明显,各地要加强棚室蔬菜和水稻育苗管理,预防大风等气象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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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为何研究《逸周书》罗斌:喜欢边缘性历史这个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比较喜欢研究边缘性的东西。

比如,很多人研究《周易》《论语》《孟子》,我觉得这些不需要我去做,我更喜欢看别人不太研究的资料。

当时,我定了论文题目,就是古书中得民、得人的得,哲学上普遍将得民理解为得民心。

但我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看,得民心可以是一个历史题目。 当时周边的小国去争地是为了得到人,一旦有了人就可以参军、耕田,增强国家实力。

因此,得民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之前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

涉及到政策方面的资料,我当然会看《孟子》《荀子》和法家等文献,在查询过程中发现《逸周书》中有些资料也值得参考,但基本上没人用这本书。

罗泰(LotharvonFalkenhausen)曾说过这样一个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的某个问题,为了做一个题目可能要引用《礼记》,你现在可能花半辈子在向人证明《礼记》是可靠的引用材料。 也就是说,为了说明我能够引用《逸周书》,还得考证《逸周书》的时代背景,因为它比较复杂:早有西周的资料,晚有战国甚至秦汉早期的文献,对它的时代背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也很少有人去考察《逸周书》的时代背景。 我觉得书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值得研究,于是选了与《逸周书》有关的题目,题目中包含很多兵书内容的资料,我就以这些资料为引子,做整个《逸周书》的源流考。

对,《逸周书》存在大结构和小细节的问题,它小到几个字都非常关键,你甚至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考察、弄清楚这几个字的含义;大到它的整个结构。

为何会产生这个结构?这些都是需要考证的。 《逸周书》中的70篇类似于《尚书》,它是否存在单独的版本?它包括礼书、兵书等资料,还有类似《尚书》中的对话,讲的内容为何如此复杂?这是因为它既有小细节的问题,也有大结构的问题。 大数据分析古文献可以做也应该做我读书时,就不存在比较的可能,因为这些古文献还没有数字化,但现在可以利用数字人文来处理文献。

举个例子,《吕氏春秋》可以采用数字人文来处理和分析,为什么呢?因为《吕氏春秋》是当时一批人搜集的资料,存在时间早晚的区别,但它的资料基本上是同时代,经过整理,它的基本语法和用词都是一致的,若你用大数据的方式了解《吕氏春秋》,是极有可能做到的。

但《逸周书》不同,它其中的文字本不多,也不好利用大数据处理文本,一方面是因为你搜索的词、句在整本书中可能就出现过一次,这种数字并不具代表性;另一方面因为《逸周书》每一篇可能成书于不同时代、有不同作者,大数据没法搜索出其中的词或句。 我之前尝试过用大数据分析《逸周书》的文本,但我发现存在的问题是:关键性的东西可能就出现一次或者两三次,没法确定它是否具有意义或者只是偶然。

我们做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会产生较多细节方面的年代问题,当然也有大方面的年代问题,如《左传》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就不一样,更有利于我们区分它的成书时间和历史背景,但这种例子不会很多。 总体来讲,用大数据分析中国古代文献是非常有前景的,比如,考古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把一系列的陶片和器形作系统分析,你肯定能够分析出一些新的东西,但是用大数据分析文献,会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 :现在数字文献有很多人都在做,这是非常有用的,但如何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做古文献而言,30年前采用传统方法和现在采用大数据的方法处理文献,其实差别不大,不像其他的领域,从大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传统方法得出的结论差距很大。

我不否认数字人文,这个可以做也应该做。

但就我目前所了解,很多学者也想解决这个问题,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统计虚词,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不是虚词。

西方有位叫蒲立本()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语言学家,他分析古汉语,如商代、西周甲骨文的语法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的语法,通过虚词的小细节能够从语言学上显示出差别,但很多人不认可他研究的这种差别,大家用大数据去查普遍不会发现这些差别。 避免过度解读不能因犯错而放弃研究凤凰网国学:它最早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上,是王的名字,我们只能猜测它可能与后面西周差不多,一直到唐宋以后,应该说是一直在变化。 我认为《逸周书》开始成为边缘性的文献基本是在宋代,在宋代之前,《逸周书》不是边缘的东西,很多学者都会看,都会引用。

到宋代以后,看的人就慢慢少了,主要可能是因为《逸周书》中的文武概念。

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到唐朝,文武概念就相当于阴阳或很多其他词,完全是一体的概念。

宋代以后,一般知识分子都想把文武概念分开,不愿将这两词放在一起,它可能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的因素造成的。

因此,宋代以后,很多学者看《逸周书》,会经常批评它,认为圣人不会触碰武这一方面,文王、武王也不会讨论武力,就将《逸周书》归结为伪书。 但实际上,这不但不会损坏文王、武王的圣王形象,反而证明了二王的睿智,准确地理解文武二者的关系,这是一个变化。 凤凰网国学:一直都是这样的,若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国家统治在文武策略方面就会存在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对西周有一个固定的印象:西周似乎是天下和平、国泰民安的状态。

但事实上,周王一直在扩张,在边缘地带与敌人周旋。 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家、各贵族也在扩张、较量,这种状态下,就需要理论指导。

在早期武力扩张过后,战争双方可能各自回归自己的领地,并无任何意义。 当然,在更早期的扩张中,可能存在宗教的意义,即胜利方会用敌人祭拜祖先,或者向祖先汇报战争胜利的成果。 在春秋战国时期,胜利方占领对方的领土后,必须要利用这块领土。 因此,他们非常强调文武的理论。

当他们去攻打敌方国家时,并非攻打老百姓,破坏百姓的房屋,而是要擒拿军队将领,安抚百姓,进而征收百姓赋税、服兵役等,这样的征服策略才是成功的。 如果纯粹是讲孔、孟、荀,他们所讲的得民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哲学上的问题,但我认为孔、孟、荀所讲的是后来产生的,国家扩张或战争初期所面对的首先是政治问题,而非哲学问题。

凤凰网国学:我听说过蓝悟非,商周时期不容易研究,从商代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商和周存在较大的区别,商代在安阳时期,它用暴力的方式对待老百姓,它的权力是建立在掌握百姓生杀大权的基础上。

周代在统治方式上是否存在转变?有学者坚持周代在统治上更加趋向文治,当然持这种理论的人多少带些情感,他可能希望如此。 事实上,从周代的材料看,这个转变是值得所有研究古代史包括希腊、罗马、埃及的学者注意的,社会发展趋向由武转文的发展倾向,而不光是依靠武力的方式。 古书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君子以德,凤凰网国学:对,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并不证明当时没有出现转变,我们要避免出现过度解读的错误,但是也不能因为有人犯错而放弃研究,这个度比较难把握。

未完待续【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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